国企改革春潮涌动，离不开基层创新的源头活水。深入实施区域性综改试验专项工程，意在打造一批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改革尖兵，激起“一池活水”。

透过实践看成效，上海率先探索建立“直接监管+委托监管+指导监督”国资监管体制，实现直接监管企业资产、营收、利润占比均超过90%；深圳重点克服机制性梗阻，打通产权改革、公司治理、选人用人、激励约束关键环节，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沈阳厂办大集体改革、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全面完成，实现“僵尸企业”基本出清。首批综改试验区先行先试，为国企改革闯出新路。

启动区域性综改试验以来，上海探索形成“直接监管+委托监管+指导监管”的分类监管方法。

进入攻坚之年、关键之年，区域性综改试验亟待升级扩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重、时间紧，需要若干区域率先全面突破，从而将成功经验在其他区域全面复制，这无疑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落实落地创造了良好条件。”3月30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在深化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媒体通气会上表示。

当前，首批综改试验区叠加杭州、武汉、西安、青岛第二批综合试验区，东西南北中的改革格局基本形成。先行示范、梯次推进，区域性综改试验在同频共振中深化升级。

系统协同释放综合成效

国企改革具有鲜明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步入国企改革攻坚期，破解综合性难题更加难以通过单项改革得到解决。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区域性综改试验重在推动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进一步激发企业改革活力和动力，要充分发挥国资体制改革完善的牵引作用。启动区域性综改试验以来，上海探索形成“直接监管+委托监管+指导监管”的分类监管方法，直接监管企业资产、营收、利润占比均超过90%；搭建金融、运营和投资三个平台公司，初步形成“1+3+N”国资监管架构；调整优化监管企业功能分类，同步开展分类改革、分类监管、分类考核，推动改革更加精准化。

分类既是为了提升监管效力，也是为了深化授权放权。改革过程中，深圳市把企业分成产业集团、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和上市公司四种类型，以股东身份行权履职,修订国资监管权责清单,出台授权放权清单,赋予企业更大经营自主权。

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服务区域发展战略，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一体化推进。聚焦东北振兴，沈阳加快推进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市国资委牵头、多部门协同，集中办公、统一指挥，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全面完成，实现“僵尸企业”基本出清，充分发挥国企改革的示范引领作用。

“开展区域性综改试验，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挥国资体制改革完善的牵引作用，带动区域范围内国企改革；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基础关键领域改革的协同联动，凝聚政策合力。”翁杰明表示。

这是改革的成功经验，也是深化升级的路径方向。为此，翁杰明提出第二批综改试验区要推动完善国资体制与企业改革改制更好结合，坚持国资国企改革综合施策；推动国企改革与本区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其他举措更好结合，实现基础关键领域改革的协同联动；推动综改试验与区域资源优化配置更好结合，统筹省、市两级国资监管机构和国有企业以及驻地中央企业，强化央地合作发展。“三个更好结合”，引领综改试验区成为发挥区域优势推进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探索者。

深化改革再出发，杭州区域综改试验“路线图”方向明确。浙江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冯波声表示，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紧扣体制机制重点难点问题,利用区域内政策、资源等优势,在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挥省市联动、要素集聚优势，建立“省为主导、市为载体、省市联动、协同深化”机制,充分发挥省市不同资源禀赋和优势,大力推进区域内各级各类国企合作。

创新引领谋划特色深改

国企改革要高标准完成“规定动作”，也要探索创新灵活、务实高效的“自选动作”。立足综改地区承担的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鼓励不同所属关系的国有企业共同适用综改政策，在更高视野、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正是综改试验的独特创新之处。

“选择七个地区开展区域性综改试验，除了基于这些区域有条件、有基础、有实力以外，就是有使命。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中，国资国企能够发挥其难以替代的功能和优势，同时也可以借助区域发展战略乘势而上，实现高质量发展。”翁杰明表示。

从改革逻辑出发，鼓励差别化创新、赋予地方和企业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成为了综改试验制胜法宝。

作为首批综改试验区域，上海的特色化改革实践走在前列。近年来，上海围绕服务市域重大发展战略和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新增投资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等领域。

在此基础上，上海构建完成以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为主体，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以上市公司为主体，上市公司中以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的企业为主体的“三层主体”格局，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资本配置格局优化、资本配置效率提升。

深圳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先行示范区建设，立足城市国资服务功能，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为主体、以金融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的国有资本格局基本形成。积极推行“上市公司+”战略，打造全链条国资基金群，构建国资专业运作体系，推进国资市场化配置。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国有经济在优化结构、畅通循环、稳定增长中的作用更加凸显。新起点上推动综改试验升级扩围，精准聚焦特色定位极为关键。

紧紧围绕区域特色谋新篇，第二批综改试验区“改革画像”勾勒而出：

浙江杭州围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利用“数字经济”先发优势，推动省、市国资布局调整优化，完善信息化监管体系，更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

湖北武汉着力深化央地合作、增强科技创新力量，发挥国资国企在助力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疫后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

陕西西安探索完善央、省、市多方国资国企合作体系，提升国有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基础，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发展格局；

青岛致力于打造以国有企业家队伍建设为核心的试验模式，通过激发企业家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搞活国有企业，服务城市建设发展。

陕西西安探索完善央、省、市多方国资国企合作体系，提升国有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基础。图为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生产线。

不同区域，特色不一。以差别化创新推动改革持续深化，翁杰明表示，综改试验区要成为探索区域特色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路径的引领者，注重发挥改革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好独特的人才、资源、政策优势，更好服务区域发展。

先行先试勇闯改革新路

先行，才能先进；先试，才能主动。推动国企改革攻坚破冰，离不开先行先试者的魄力和担当。开展区域性综改试验，就是要选择国有经济基础较好、改革意愿强烈、改革创新氛围浓厚的地区，在先行改革上作示范，为全国改革探索经验。

啃硬骨、涉险滩，首批综改试验区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改革答卷。

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是健全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关键环节。以此为突破口，上海在市管国有企业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全覆盖的基础上,按照“成熟一家推进一家”原则,在17家企业集团开展职业经理人改革试点,实现金融服务类全面推进、市场竞争类有条件覆盖、功能保障类与改革配套的工作目标。

改革实践中，深圳选人用人突出“多元复合”，累计开展10家直管企业和123家二、三级企业经营班子成员市场化选聘和契约化管理。2020年面向全球市场化选聘8家直管企业17名高级管理人员,首次选聘外籍人士担任直管企业总经理。

激励与约束并举，方能充分激发企业动力和创新活力。两年时间里，上海推进10家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3家非上市公司实施上海地方《张江办法》激励措施；深圳在激励约束机制改革中突出“考核刚性”，强化“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降”导向,系统推出业绩考核、薪酬分配、长效激励系列改革举措,同一企业同职级薪酬差异高达50%，对25名经理层成员实行刚性退出。

攻坚克难、重点突破，先行者的探索实践为改革深化积累了有益经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综改试验区同样是先行者、先遣军，改革攻坚、示范引路为综改试验深化升级提出明确方向。

纳入第二批综改试验区后，青岛被赋予了探索国有企业家队伍建设的改革重任。这方改革热土上曾培育出海尔、海信、青啤、澳柯玛、双星等一批国有(集体)品牌企业,涌现出张瑞敏、周厚健等一批优秀企业家。接续改革书写新篇，青岛以搞活国有企业、搞活国有企业家为使命担当，站在了探索创新的崭新起点。

青岛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马卫刚表示，青岛市开展综改试验的主线是在体制机制层面创新落实“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20字要求,探索“坚持政治标准、依法规范治理、培育企业家精神、落实物质利益原则、完善体制机制保障”独具地方特色的国有企业家队伍“五位一体化”建设模式,全面激发企业家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以人为核心要素驱动国有企业加速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实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目标。

纳入第二批综改试验区后，青岛被赋予探索国有企业家队伍建设的改革重任。

围绕混合所有制改革主线，浙江杭州进一步明确发挥区域市场经济发达、多种所有制经济融合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先发优势,抓住国企改革“双百”基金、国同基金落户杭州的契机,重点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资国企数字化改革,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浙江经验。

“如果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比作整体施工图，区域性综改就是重点板块的先行示范工程。”翁杰明表示。以区域综改先行改革作示范，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必将在探索创新中走向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