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相继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和“工业4.0”计划，其本质是将高新技术与制造业相融合以培育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产业制高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工业4.0”计划将会对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会弱化中国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也会对制造业面向中高端发展产生制约并带来一定的赶超压力。为此，应加快落实《中国制造2025》规划，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拓展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
 

    一、引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了“去工业化”过程，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低端制造业转移到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的国家，本国制造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虽然“去工业化”后的经济服务化趋势强化了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的优势，但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容易诱发经济泡沫，从而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由于对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等金融创新的不当管理以及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崩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进而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肇始于2009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则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
 

       全球经济危机促使发达国家纷纷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转而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推出了一系列以振兴制造业为中心的战略举措［1］。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底提出“再工业化”战略，通过加大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税收激励等方式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先进制造业，并签署了《复兴与再投资法案》《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一系列法案，以保障“再工业化”战略的贯彻落实。为了应对技术和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保持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德国政府于2013年批准了“工业4.0”工作组①提交的《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即“工业4.0”计划。不久德国政府设立了工业4.0平台，②并发布了首个“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明确了该计划的实施步骤。“工业4. 0”计划主要面向高新技术行业，重点在于将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相融合以实现智能生产，最终带动整个制造业朝着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工业4.0”计划表明，后危机时代的技术进步将引发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最终导致全球产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近年来，中国的GDP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受到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涨的制约和环境承载力的约束，中国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渐丧失；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正面临发达国家大力争夺高端制造业的话语权和新兴经济体快速抢占传统市场份额的双重压力。因此，需要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重塑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以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工业4.0”计划会对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哪些影响？面对产业亟待转型这一现状，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又该如何积极应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再工业化”战略和“工业4.0”计划的实质
 

       虽然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与德国的“工业4.0”计划的侧重点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将高新技术与制造业相融合，以培育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一轮科技创新的较量中占据产业制高点；通过提升高端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建立国家新型工业体系，重振实体经济，构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一）主要目标：发挥比较优势布局高端制造业
 

       在加入全球价值链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源和研发资金以进行科技创新。随着新兴经济体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他们正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攀升［2］。鉴于本国的虚拟经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遭遇重创，发达国家纷纷选择布局高端制造业以重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型工业体系。因此，高端制造业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和工业发展的新方向，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竞相角逐的对象。
 

       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德国的“工业4.0”计划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依托本国的高素质人才、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以及雄厚的技术基础，以实现高新技术与制造业的有机融合，通过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来巩固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导者地位。但是，由于“再工业化”战略和“工业4.0”计划都是针对本国工业的鲜明特点而制定的，向先进制造业迈进的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再工业化”战略充分利用美国在互联网、操作系统、软件、CPU等方面的优势，从信息领域向物理领域渗透，促使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相融合，最终形成全球化的工业网络。而“工业4.0”计划则是建立在德国强大的高端制造业基础和大量精于业务的产业人才之上，以涵盖环境感知、嵌入式计算、网络通信和网络控制的信息物理系统（CPS）为核心，以构建智能工厂、实现智能生产为重点，通过大力发展物联网与服务网以弥补德国工业在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不足。
 

       （二）重要特征：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
 

       虽然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德国的“工业4.0”计划都强调通过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产业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但制度创新对于“再工业化”和“工业4.0”的提出和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激励政策。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特别注重政府、企业与学术界之间的紧密合作。为了保障“再工业化”战略的有效实施，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案，如2010年在清洁能源技术与产业、信息通讯、材料与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制定了新的计划和政策，以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2011年美国政府推出“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并由道氏化学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协同合作以促进技术进步。
 

       德国“工业4.0”计划的制度创新在于“产官学”的合作方式贯穿于“工业4.0”计划从提出到具体实施的整个过程。政府为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以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为代表的学界与德国大中型企业密切配合，将科技创新迅速投入生产实践过程中。同时，“工业4.0”计划提出“领先的市场战略”，强调国内制造业市场的有效整合，并特别注重设计一套全面的知识和技术转化方案，以帮助小企业融入全球经济价值链。
 

       （三）核心领域：以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和德国“工业4.0”计划的核心领域是以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而非传统制造业，有四点原因。
 

       第一，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这一阶段高端制造业依托高新技术不可逆转地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形式，也是工业强国的关键所在。纵观三次工业革命，无不是依靠不断的技术进步实现工业的跨越式发展。第二，让传统制造业“回流”无法大幅度降低本国的失业率。以美国为例，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重不到10%，增加一点就业机会并不能解决就业的根本问题［3］。第三，高端制造业会带动高附加值的上下游生产性现代服务业等许多与之相关的产业共同发展，而这是传统制造业所欠缺的。第四，部分高端制造业因为涉及通用技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而必须得到优先发展，如涵盖高效能运算、超级宽带等通信技术的信息通讯产业。
 

       三、“再工业化”和“工业4.0”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目前，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以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而“再工业化”和“工业4.0”的出现必将对中国制造业面向中高端发展产生制约，并带来一定的赶超压力。
 

       （一）强化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业的领先优势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从整体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2000年以来，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由0.9%提高到2012年的1.98%，美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由2.62%上升到2012年的2.79%，德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由2.47%增加到2012年的2.92%。虽然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已经翻了一番，但绝对数值仍低于发达国家近1%，与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仍存在较大差距。
 

       另外，从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高技术产品的比例来看（见图1），2000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由19%上升至2013年的27%，美国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由33.8%下降至2013年的17.8%，德国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由18.6%下降至2013年的16.1%。虽然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比例在上升，且在2008年超过了美国，但中国出口的产品整体上技术含量偏低，并且主要表现为组装产品，处于价值链的低端［4］，核心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大多依靠进口。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90%的高档数控机床依赖进口，95%的高档数控系统来自于发达国家与地区，智能装备对外依存度高达70%，大部分工业自动化装置、机器人、大型精密仪器等基本由国外企业垄断［5］。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较量中，发达国家为了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工业4.0”计划，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方式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这些举措必然强化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给中国制造业在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端领域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赶超压力。
 

       （二）压缩中国制造业在中高端领域的赶超空间
 

       当前，在发达国家纷纷布局高端制造业的同时，中国的自主创新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制造业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从技术获取情况看（见图2），2000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从304.9亿元达到466.9亿元2008年的峰值后，缓慢下降至2013年的393.9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从34.5亿元上升至2013年的214.4亿元。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与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比从11.3%上升至2013年的54.4%，并在2010年达到峰值（57.3%）。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与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比重逐年上升，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表明中国的企业受到发达国家限制核心技术出口的影响，引进国外技术的难度逐年加大。
 

       为了降低技术转移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带来的后发优势，使得“再工业化”战略和“工业4.0”计划的实施具有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发达国家会对核心技术与关键设备设置更严格的出口壁垒，以杜绝中国企业对于最新技术的模仿和改造的可能性，从而加大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如燃气轮机中最为核心的高温燃烧室，国外企业不仅严禁核心产品与技术的出口，而且拒绝在中国设立合资工厂［6］。发达国家限制核心技术出口的相关行动会压缩中国制造业在中高端领域的赶超空间，严重阻碍中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传统竞争优势
 

       “再工业化”战略和“工业4.0”计划如果成功实施，将会加快高新技术在传统制造业的运用，通过技术进步替代劳动投入以提高生产效率，缩小发达国家在劳动成本上的劣势，进而弱化中国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除此之外，印度、印尼等其他新兴经济体正以更廉价的要素成本抢占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份额。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下正逐步丧失竞争优势。另外，从综合竞争绩效角度来看，“再工业化”战略和“工业4.0”计划对于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影响更多在于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在维持可接受成本的基础上提供价格合理且选择性更强、功能更齐全、质量更好的产品［7］，从而对中国的廉价工业品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
 

       四、“再工业化”和“工业4.0”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启示在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工业4.0”计划的全球背景下，为了确保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实现，应加快落实《中国制造2025》规划，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取代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推进经济的内涵式发展。同时，应当重点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使之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一）加快落实《中国制造2025》规划
 

       2015年，中国政府推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旨在通过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相融合，推进智能制造，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实现从工业2.0、3.0到4.0工业2.0指电气化，工业3.0指信息化，工业4.0指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制造2025》规划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的工业强国规划，是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目标的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2025》规划力争用十年时间，掌握一批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在高端制造业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是，从高技术产业投资占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看，2008年以来，虽然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已从4 169亿元逐年上升至2013年的15 558亿元，但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制造业投资比重仅从9%缓慢上升至2013年的10.6%。这是由于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投资风险高、研发周期长、知识产权难以得到保障等问题，过高的行业准入门槛也阻碍了企业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为了加快落实《中国制造2025》规划，政府应通过完善制造业的发展环境来提升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第一，深化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消除因要素扭曲形成的垄断和暴力以提升高技术产业的相对收益率。第二，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家和各级政府应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援助，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降低知识产权的诉讼成本［8］。要着力完善行业内部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使得竞争产生的优胜劣汰效应成为高端制造业领域内企业的试金石。
 

    （二）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
 

       中国工业化发展前期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忽视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而这两个因素对于内生增长是至关重要的［9］。因此，需要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保持经济长期的中高速平稳增长。
 

       1.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基础研究成果是衡量一个国家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准，对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但是，近年来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一直徘徊在5%左右，而国际主要创新型国家的这一指标大多超过了15%。因此，国家不仅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还要通过财税政策和评价体系等方式提高企业的基础研究水平。另外，要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向广大企业开放实验室，同时为科研单位与企业建立互动平台以开展长期的合作，将企业对市场的定位和科研单位进行基础研究的实力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基础研究向生产实践转化。最后，要着力改善研究人员的物质条件和工作环境，提高研究人员的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从事基础研究工作。
 

       2.切实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是影响内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教育一般被认为是积累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随着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提高的趋势［10］。从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制造业由大变强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应该随工业发展阶段的深入而不断提高。以美国为例，美国在1860年进入工业化中期，在1925年才进入工业化后期［11］。因此，通过教育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素质偏低的劳动力对于工业化早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原始建设资金非常必要，而工业化中后期则要求将中国的人口压力逐渐转换为人力资本优势，使高素质人才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核心力量。为此，需要继续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多元化教育和专业培训领域。同时，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满足企业对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型人才以及高技能产业工人的需求。
 

       （三）拓展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
 

       中小企业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吸纳就业、满足多元化需求方面弥补了大企业的不足。但是，中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大多面临人才匮乏、资金不足、信息不对称、在金融市场融资困难等问题，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在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缺乏话语权与竞争力。事实上，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困境并不仅仅存在于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在新一轮技术革命面前也普遍缺乏变革的条件，如德国“工业4.0”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就存在中小企业参与度不高的问题［12］。为此，不仅需要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惠及所有企业，还要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研发资助、建立科技型公共服务体系等方式对创新型中小企业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支持。另外，需要构建中小企业合作平台，以实现资源共享，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集群；需要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以技术入股的方式降低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本；需要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尤其是加强风险投资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孵化作用，让市场选择成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1］裴长洪，于燕. 德国“工业4. 0”与中德制造业合作新发展［J］. 财经问题研究，2014，（10）：27-33.

    ［2］李晓华.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与中国分工地位发展趋势［J］. 国际经贸探索，2015，（6）：4-16.

    ［3］沈坤荣，徐礼伯. 美国“再工业化”与江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J］. 江海学刊，2013，（1）：219-226.

    ［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383.

    ［5］李坤，于渤，李清均. “躯干国家”制造向“头脑国家”制造转型的路径选择——基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长路径选择的视角［J］. 管理世界，2014，（7）：1-11.

    ［6］陈祎淼. 立足创新“十二五”高端装备制造冲击6万亿［N］. 中国工业报，2011-12-29.

    ［7］黄群慧，贺俊. “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的重新定义与中国制造业发展［J］. 工程研究，2013，（5）：184-193.

    ［8］黄群慧，贺俊. 中国创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J］.中国工业经济，2015，（6）：5-17.

    ［9］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J］.经济研究，2014，（12）：4-17.

    ［10］赵昌文，许召元，朱鸿鸣. 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5，（6）：44-54.

    ［11］马亚华. 美国工业化阶段的历史评估［J］.世界地理研究，2010，（9）：81-87.

    ［12］托贝尔 安.德国面临错过未来的风险［N］.德国世界报，2014-12-09